René开车送我回沥川的宾馆,在路上我随便买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在浴室里匆忙地洗浴了一番之后。又被René送回了医院的家属休息室。
我和衣而卧,睡了整整十六个小时。睁开眼,发现René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床边。
他的眼光是湛蓝的。
奇怪,这人怎么擅离职守?不去守着沥川,到我这里来做什么?
“René?”
“我需要和你谈一谈。”他说,“不代表我自己,代表Alex。”
我坐直起来,找了把梳子梳头。
“Alex希望你立即离开北京,由我来送你去机场。”
这话的口气好像是警方人员要把间谍递解出境,我心一烦,手用力一拽,拽断一小把头发,语气强硬了,“你打算怎么送我去机场?绑架?”
“安妮,Alex的意志不是轻意可以改变的。如果他能改变,你们俩也不会受这么多年的罪。”
“我的意志也是不可以轻意改变的。”
“他不愿见你,也没力气争论。我想,”他的目光不知何时,变得很莫测,“在这种时候,你还是不要和他争辩了。你的公寓在哪里?行李早已准备好了吧?你打算去哪个城市?我给买机票。还有——”
“你别劝我了。沥川现在这样子,随时都可能挂掉。你想让我这时走?不可能。”我尽量保持镇定,“活着,我要等到他康复;死了,我也要跟尸体告别。”
René一脸的无可奈何:“你知道,病人有权力不让你探视。”
“我也有权力在门外等着。”
说罢,我拿着洗漱用品去了洗手间。洗脸、梳头、化妆、更衣。然后,我去餐厅吃了一顿饭,香辣鸡块加红烧牛肉。吃完了我端着一大杯浓咖啡,拿了一本杂志,盘腿坐在0门外的地板上。
René看见我,恨不得拔自己的头发:“你这是干什么?静坐示威?”
“练瑜珈。你不让啊?”
他深深地叹气,将我从地上拉起来:“进去吧,他要见你。”
推开门,我看见小穆正用轮椅将沥川从洗手间里移出来,送回床上。护士进来换了一袋药水,检查点滴的情况。
不知是错觉还是窗外的阳光太明媚,沥川的气色比在ICU时好了很多。只是衣服空荡荡地,七天粒米未进,瘦得有些刺目。他的胸口半敞着,一个纽扣型的针管直接插在锁骨下方一个微微鼓出的、硬币大小的肿块上。在ICU时René告诉我,这个就是“内植式中央静脉导管”,是手术植入皮下的一个输液装置,以前用于化疗。现在沥川有凝血功能障碍,需要长期输血,传统软针穿刺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也靠这个来输液。其实在瑞士时我就发现了这个肿块,因为当时沥川不那么瘦,所以不那么明显。而且,沥川很容易过敏,我还以为是过敏引起的大包,不敢多碰。问过他,他遮掩过去了。
我想起刚才吃的红烧肉,也许沥川能喝点粥,便问护士:“他能吃东西吗?”
护士摇头,用一种专业的语气说:“病人吞咽有困难,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靠营养液维持。你没看见他还插着胃管鼻饲吗?”
看得出沥川想和我单独说话,他的眼光闪了闪,默默地等待护士离开。偏偏那个护士不肯走,把他身上的管子、针头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又给他量耳温、量血压。她问他冷不冷,不顾沥川摇头,给他换了一条刚刚烘暖的毯子,又细心地替他掖好。
没办法,沥川就是长得太好看了,不放电也有电。
我在一旁站着,耐心地等着护士照料完毕,做了记录,终于离去。
“Hi,”一直垂眸若睡的他,忽然抬起头来凝视我,“昨天睡得好吗?”
我觉得,他的口气有些生疏。这种时候,沥川绝对不愿意看见我。
“挺好,睡了十六个小时。刚才到餐厅里好好地吃了一顿,红烧牛肉。”我还为刚才的事生气,脸上不知为什么,竟挤出了一个笑容。
眸中掠过一丝怀疑,他反问:“你不是吃素吗?”
“改了。吃太多素,人会……会没力气。”没油没盐的句子,我居然都说得嗓音发颤,好像当庭作证似地。生怕说错一个字他听了生气,会昏厥过去。
他的目光落到我的腿上。
“腿好些了吗?”他黯然地说,“为什么……”
他突然垂下头,没说下去。
“已经好了,只是肌肉还需要锻炼一段时间。别盯着这拐杖,我是觉得很酷才用的,其实没它我也能走。”
“别骗我了,”他说,“就你骨折过啊。”
我愣了愣,既而释然。沥川的心态和我是一样的,不是吗?我们谁也不愿意让对方知道自己有病、看见自己受罪。
“难受吗?”他又问。
“什么难受?”
“一个人独自住在医院里。”他喃喃地道,“像我这样,一袋又一袋地吊着点滴。我以为,这回你总该恨我了吧。”
“不难受,也不恨。呵呵,我天天看《雍正王朝》来着。还复习了全套的金庸。对了,那电视剧挺好看的,我买了全套的碟子,等你出院了我陪你再看一遍,好不好?”我想让语气显得快活点,说出来,又嫌夸张了。
“出院?”他哼了一声,嘴角漾出一丝苦笑,“这些年,我住院的时间比出院的时间还长。我爷爷居然对我说,在家养病也是一种重要的工作。”
“……”这话有点逗,我想笑又不敢笑,终究还是笑了。
“这么说,那个博士,对你还不错。”
“是啊,对我挺好的。”我半开玩笑,其实说的也是实话。
他的腮帮子动了动,手用力拧着床单,仿佛咬牙切齿:“不会骑摩托就别骑,我真想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