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影响国家决策，有时候是一件好事，有时候却又不可避免地是不必要和盲目的。美苏之间的对峙，使竞争在各个方面展开，即便是无关国家安全的事情，在美苏脑看来也是关系着前途和命运的较量。说白了，就是个面子问题，想到美国或苏联也许会因为在某方面取得了进步，而受到别的国家的仰慕，那对美苏脑来说，简直是不能容忍的，而民众的情绪也被同样这样影响着。
空间探索便是这样一回事。对肯尼迪来说，这里没有推脱的借口，不管这一决定带来的是光荣还是羞辱，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形势对他越来越不利。
其实，苏联拥有较大的火箭反倒证明了他们的技术落后。美国人有办法设计一种氢弹头，其体积和重量都只是原来的若干分之一，因而根本不需要强大的火箭来射。苏联所以需要推力达八十万磅的巨大推进器，是因为他们的氢弹仍然又笨重又庞大，这表明在空间探索的这个初级阶段，他们所用的料足以把重得多的人造卫星送人轨道，但也就仅此而已。
可是普通美国人是不摸底的。他们只看到苏联已跑到美国前面去，于是就认为这是对自由世界的一种成胁。当然，这些对普通人是解释不清的，虽然美国却成批地射了“前卫”、“现者”、“探索者”、“拓荒者”、“萨莫斯”、“蒂罗斯”(气象)、“调运”(用于导航)、“迈达斯”(红外线导弹探测器)和“回波”(用于通讯)等各种类型的卫星。但公众注意的只是，苏联比美国更出风头。是他们先把卫星送人轨道，是他们的卫星先到达月球并拍下照片，是他们先把卫星送上环绕金星的轨道，并用它携带的无线电装置，回有关这颗星球的资料。
是的，从这些方面来看，苏联领先美国是很清楚的。苏联还准备在载人的宇宙航行方面战胜美国。他们已经把狗送入了轨道，现在，第一个要把人送入太空的飞行器已在咸海附近的一座射场上准备射。
在美国民众看来．新政府所继承的“宇宙探索方面的差距”表明这个国家缺乏“主动性、创造性和活力”。（赢q币，）而肯尼迪则坚信，美国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空间竞赛在全世界产生的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影响。他担心，由于和西方正在力争使新兴的、尚未决定去向的国家相信，哪条路是正确的道路，走哪条路才有前途。那么，苏联的这种戏剧性的成就就很容易会造成一种危险的印象，仿佛苏联在各方面都居于不容怀疑的世界领袖地位，特别是在科学成就方面。
显然，这纯粹是想当然，黄历不认为第三世界那些住草棚的、食不果腹的人民都在等着要听听从外层空间传来什么最新消息，然后再决定他们应走哪条路。他倒觉得对美国的威望最大的打击不是来自于外层空间的挑战，而是受压迫的美国黑人在愤怒的骚乱中捣毁许多美国城市中心。
当苏联把一个人送上宇宙空间，并成功降落后，美国人的不满情绪一下子升腾到了顶点。加加林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宇宙飞行，全世界都对他挥手致敬，莫斯科以极其隆重的仪式欢迎凯旋的航天英雄：礼炮在轰鸣，欢腾的人群在喊叫，豪华的护送队，为加加林加冕大大小小的国家勋章。
全苏广播电台都在播送赫鲁晓夫与这位宇宙航行员之间的一段谈话，这位宇航员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几句话是“当我在外层空间时，我想到的是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祖国”，以及“当我降落时，我一直唱着“祖国在听，祖国知道”那支歌儿。这让美国人更加咬牙切齿。
肯尼迪坐不住了，他在达荷州的波卡特洛的演说中大声疾呼：“我们应当承认外层空间的重大意义……现在苏联已经先进入了外层空间，其它国家都看到了，他们他们看到苏联先围绕月球飞行，又先围绕太阳飞行……他们于是就得出结论说：苏联在蒸蒸日上，我们则每况愈下。我认为要靠我们来扭转这种形势。我宁可就看黑白电视，也一定实在火箭推力上过他们。”
美国的新闻杂志报道则在火上浇油，他们报道：全国的心情是“沮丧，羞辱，有时是狂怒”，并且预言“只有拿出点特别惊人，特别困难的火箭技术，比如说，来一次环绕月球的栽人飞行，才能在世界人民的眼里把苏联宇宙航行员压倒。”
在表演说的那天晚上，肯尼迪总统在内阁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会议，要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办法。宇航局局长詹姆斯告诉他说，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采取一项和曼哈顿工程相似的突击计划，也许在十年内能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当然这可能是—场赌博，而且至少得花费三百亿美元——或者两倍于这个数目。
随后，肯尼迪总统在国会表关于“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他要求为空间计划“在今后五年内追加七十亿到九十亿美元”。他说他知道要求的这个数额很大，然而，“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面临着不同寻常的挑战。对我来说，这是个爱国主义的问题。我的责任是推行自由原则。我认为，我国应尽一切力量在十年之内达到这个目标，把人送上月球，并使他安全返回地球。”
集中了上万家企业、几百所大学和近百个科研机构，总人数过三十万人，耗资两百五十五亿的“阿波罗”计划开始实施。
黄历将空间探索理解为无用的活动，显然并不正确，向外层空间进，这应该是全人类从古至今的梦想，也是全人类的进步，但如果把这种科学探索用于政治军事目的，那就别当别论了。
而从心里来说，黄历还是希望美国的空间技术能够取得进步，他关心的是美国能否在奥运会开幕前成功射同步通讯卫星，次实现向全世界转播奥运会，使这届南洋联邦举办的奥运会能为世界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翻开了新的篇章。
南洋联邦已经将此次奥运会的主题定义为高科技的盛会，为了办好这一届奥运会，南洋联邦将使用所有的传播工具，包括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各种公共传播媒介，为此还修建了一座高达米的电视射塔，运动场地内也将装置特殊电视，选手们可以由此知道比赛项目进行的结果；新闻中心齐全的设备，可以让媒介及记者们可以快得到最新消息；而卫星则可以让全世界的人们及时地了解比赛结果和比赛的各种细节，让南洋联邦的夏季奥运会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放卫星啊，放卫星！黄历想着奥运会，也想着卫星以后的广大用途。只要有三颗与地球自转周期一致并与赤道平面重合的卫星在距离地面36000公里高度悬停，便可以成为电波信号最理想的“二传手”，通信的历史便会揭开“吉星高照”的新篇章。
南洋联邦正在为此而准备着，通信事业的爆炸式展就要来到，经济上的腾飞也将在奥运会后真正开始。作为巨大投入和精心安排的回报，南洋联邦的经济展在六四年奥运会之后，将一飞冲天。
如果说美苏的空间探索是意气之争，面子之争的话，那么中苏之间的论战更是令后人莫名其妙，甚至感到不可理解的事情。
许多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可能尤其是那些参与了论战的人——会认为论战是以中方大获全胜告终，许多人长期津津乐道于论战中那些神采飞扬的字，大义凛然的语气，恰到好处的经典引证，以及连珠炮式的不容答辩的反诘疑问，但这有什么实质意义吗，不过是关起门来的自鸣得意罢了。
其实，当时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历史早晚会给出答案，不是靠口舌之争便能够改变的。比如世界大战是否可以避免，东西方之间是否应该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通过裁军来缓和紧张局势，是争取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还是通过革命或战争彻底埋葬资本主义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辩论的成攻，根本没有意义。
等到十几年或几十年后再看辩论话题的结果，便会一目了然。包括苏联在内的欧美人，由于处于更为开放的环境和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条件下，他们对于由于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对于世界展的新潮流和新趋势的把握，要更敏锐和准确一些。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改革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要看得更清楚一些。
但是，和历史上的其他情况一样，当现实主义的、温和理智的立场碰上恪守教义、激进的立场，而双方都还承认某种经典教义时，后者在气势上往往容易占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