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漫长的寻找——整整六天的时候，黄粱在暗无天日的驻藏间内和散发着霉味的老旧档案为伴——最终看到成果的那一刻，黄粱平静的自己都有些意外。
它真的在哪儿，等待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最终有一个人姗姗来迟，把它从纸盒中翻找了出来。黄粱确信，这一天不光是他没有预料到，这条短短几行的记录同样没有预想到。
平平无奇的几行字，几个名字，一串地址，一个固定电话的号码。黄粱没有记下那串数字，没有这个必要，时间过去了这么久，这个电话能打通反而才见鬼了呢。而且黄粱可以确定，这个电话并不是那纸张上显示的两个名字的人的，那时候电话可是奢侈品。
其实地址也没什么意义，不过可能会对接下来的寻找起到帮助，黄粱耐着性子把某某街、某某巷、某某号记录在笔记本上。他完全可以用手机把这一页拍摄下来，但是他更喜欢动手记录的感觉，仿佛他真的有查明什么重要的信息。
和他预计的大体一致。这是一则有关孩童丢失的报案信息。一对惊慌失措的父母找到家附近的派出所，向值班的民警寻求帮助。他们年仅四岁的孩子走失了，可能是贪玩跑远了，也可能是被人贩子拐走了。他们留下了孩子的个人信息，他们自己的个人信息，然后就离开了。
黄粱不清楚四十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桩案子有后续发展吗？应该不会有，毕竟那个名叫陈楚华的幼童就在不到三十公里外的一间福利院中慢慢长大。
对于现代人而言，三十公里和三公里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交通工具的介入使得距离不再成为人们之间交流、沟通的一种壁垒。但是对于四十年前，大体
上只能靠骑自行走和徒步解决出行问题的平民百姓而言，三十公里可能就意味着天涯海角，如同世界的尽头一般，永远也不会试图去接近。
把打开翻阅过的件档案放归原处，整理好贮藏室后，黄粱站起身走向楼上的办事处。由于坐的时间太长，黄粱的右腿有些发麻，手上拎着的两升装的大瓶子中还剩下三分之一的奶茶。可能得倒进马桶了，他有些遗憾的注视着瓶子。
他有两个名字，甚至还有这两个名字的身份证号，调查起来无比的简单。那名执勤的女警员无需像他一样徒手翻找一摞摞件，只需要在黑色的廉价薄膜键盘上敲击几下，所有的信息就一目了然的显示在显示器屏幕上。
她应该在每天下班回家之后，花上一两分钟的时间感谢计算机之父的诞生。黄粱默然的矗立在女警员的身后，注视着她熟练的操作。
记下所需的信息，黄粱走出了这间自己逗留了一天零五个小时的派出所。它夹在一间卖茶叶和烧烤店之间，匾额小小的，很不起眼。
在返回旅馆的路上，黄粱把陪伴自己几天的保温杯放在了路旁的一条长椅上。他希望有人能在它被丢进垃圾箱之前捡到它。
不着急，黄粱步行向下榻的旅馆走去，时间已过下午三点，对于一座北方的城市而言，距离黑夜的降临只剩下一两个小时而已。伙计，这可是深冬，不到五点就黑天是常态了。
一个人已经死去——肺癌，五十六岁画上了生命的句号——另一个人还活着，但也可能命不久矣。孤伶伶的住在医院的病房中，除了呼吸机外没有家人的陪伴，这绝对不会对你的健康起到任何帮助。但是黄粱今天有些累了，他相信那个人已经
等待了快四十年了，再让她多等一天也没什么。她不会在乎的。
躺在旅馆的客房中，黄粱拉上窗帘，只脱下了厚重的外衣就躺倒在床上，弄乱了铺就的整洁床单。孩子，这两个字对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说来可笑的是，伴随着物质生活的提升，人类对繁育下一代的欲望却日趋减弱。
有一个很有趣的理论是黄粱从一部三流的搞笑科幻片中听到的，充满了傲慢与偏见：受教育水平低的人更愿意生孩子，而更多的精英们选择丁克。也就是说这个世界迟早会被智力低下的人所充斥。
是对是错谁知道呢。黄粱并不关心，也从来没有设想过自己有孩子会是什么样的场景。他设想过婚后的生活，设想过二人世界，但是在他还来得及设想到孩子之前，一切就已经戛然而止。
而且还是他本人扣动的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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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黄粱在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地方。没有之一。
通常你不会兴高采烈的来医院。即便是的确是兴高采烈，但你也不能表现出来。仿佛有一个人人都准守的规则横亘在医院的门口：一旦走入其中，请保持严肃的神情，如果再加上一点点悲伤和怜悯就更好了。
无论什么时间来，医院总是同样的气氛，压抑而安静。时不时的能看到站在走廊上窃窃私语的病患家属，每个人都戴着一副面具，试图让自己和其他人相信，一切都正常，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
病房总是有些温度过高。可能是因为悠闲的空间内生活了太多的人吧。说不上名字的药物的味道不时的钻进鼻腔中。一开始你会觉得这很难忍受，但是过不了多一会儿，你就完全闻不到味道了。
空床和空椅子上永远堆
放着杂物，或是探视者的衣物，或是没地方放的水果。花倒是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