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彪则转而补充道：“孙先生。我一贯是个有话直说的人，所以请原谅我的无礼和轻狂。在这里，我有必要说一些不那么客气的话，如果我说的不对，希望你也别介意。在我看来，你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现在如此，未来也将会如此，但你并不是一个熟练的政客。你说的很多道理是对的，正如我们在国外考察学习的结论一样，都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可你还缺乏治理一个国家的经验，特别是中国如此复杂的国家，中国总理比美国总统要难当几十倍。一个不作为的美国总统只能算是平庸的总统，而一个不作为的中国总理简直就是民族的罪人，因为中国人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是一个拥有四亿三千万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的耕地总面积还不如美国，美国则只有七千万人口。人口总是会不断的继续增长下去，五十年后，当我们有十亿人口时，我们至少有3亿人口是无法养活的。爱尔兰有一千万人口，大饥荒发生之后有三百万人逃往美国，五十年后，当我们遭遇大饥荒，三亿人口要逃往国外，请问国外哪个国家能容纳这么多人，他们又是否愿意接纳？如果你是那时的中国总理，或者如你所愿的中国总统，你怎么办？让三亿人坐在国内活活饿死吗？我刚从四川回来，心情异常沉重，四川有四千八百万人口，相当于58的美国人口，8300万亩的耕地却仅相当于美国耕地总面积的5%，这么少的耕地，这么多的人口，人均耕地仅为亩，我不知道你要是做了总统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面对这样的困难，以及如何考虑‘五十年后之四川’这样的问题，我只知道身为你们同盟会不承认的皇帝，我在四川的一周，几乎每天都是在一种夜不能寐的状况中，心惊胆战，如履薄冰。”
说到此处，宋彪并不打算放过这位理想家，继续评说道：“广东的情况应该也不比四川好到哪里去，山西的情况只会更糟糕，河南、福建、陕西、山东、河北都是一样的问题。人命关天，我们现在的任务不仅仅是要搞民主、搞自由，身为政府，能否将人口都养活，能否让中国人生活的有尊严都是一个棘手的事情。所以我说你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政客，你根本不理解中国之困难，即便你说你了解，你也不能理解这些问题背后所隐藏着的各种危机。同样的，我也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而我能做的就是找到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委任他们组建内阁政府去治理国家，而我要做的则是帮政府处理掉各地的分裂，避免国内的军事危机，统一各地的军事力量，团结一致对外。我之所以要当皇帝，正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想当皇帝的人太多，即便不当皇帝，他也想当土皇帝，但只要我当了皇帝，在我生前，没有另外一个中国人可以再敢去想皇帝梦，甚至连当土皇帝的机会都没有，而这就是中国此时的现实。我们会继续的全面学习德国，但我们和德国不同，德国是肉与面包的问题，我们是生与死的问题。”
宋彪不是那种演讲大师，他几乎很少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讲。但他一旦开口，他可以将所有人辩驳的无话可说。无地自容，因为打击别人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他将孙逸仙先生说的非常灰心。非常痛苦，以至于孙逸仙也不得不承认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事实。
孙逸仙此次来和宋彪商谈，无非就是两件事，第一是临时宪法的制定要有同盟会的参与，并且是重要的参与；第二是两广要求自治，并且在宪法中保证各省自治权利。各省可以制定各省的宪法，尽可能让各省保持自由，向联邦制度靠拢。
可到了这一刻，孙逸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说出这样的要求。那他就是一个彻底的无耻之徒和民族的罪人。
这是他所不能承受的道德之殇。
宋教仁坐在旁边，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对于宋彪所说的这一切更是无比的赞同，因为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事情。
以宋教仁对孙逸仙的了解，他知道此次会谈恐怕是已经失败了，孙逸仙无法继续为两广争取任何形式的特殊优待，也不能再做争取。
想到此处，宋教仁就和孙逸仙劝说道：“日新，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分裂和争论，而是稳定和统一。人民已经贫苦的太久。被满清剥削和奴役的太久，作为民族，我们已经重新站起来了，现在应该大踏步的继续向前追赶世界列强，不管是学美国，还是学德国，只要能让中国富强，能让人民不再挨饿，那就是一条好的道路。我和黄兴就此作为很多次的探讨。如果不谈同盟会诸位同志的付出和牺牲，现在这样的局面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中国和人民的，我们现在应该将革命的道路转向民主革命和光复革命的同时推进，推动民主和自由，推动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发展。所以，我们才决定建立民主党，参与国会，参与到帝国宪法的制定中。”
孙逸仙这才感叹道：“是的，你们说的非常对，我承认我此前的一些坚持是过于担心，以及过于粗心了，忽视了我们现在最为困难的问题。”
说到此处，他郑重其事的站起身向宋彪行躬身礼，续道：“现在，我正式的代表同盟会的同志们承认中华帝国的缔建。”
宋彪还是很高兴的，只要孙逸仙承认帝国统治全国的权威性，两广和西南的那些小军阀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基础，真正沦落为的小武装，而不再是高屋建瓴的共和革命武装。
有了这样的基础，后面怎么打击那帮小武装都不为过。
宋彪同样站起身和孙先生握手，道：“我们能够就此达成共识是一件好事，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商谈啊。”
随即，在宋教仁也起身后，宋彪又和他握手。
宋彪的这番话绝对没有说错，即便孙先生承认了帝国的权威，在临时宪法的制定上，双方肯定也还有着大量的争议，这种争议就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分歧，就是执政者和在野者的分歧。
这天下午，宋彪和宋教仁、孙逸仙就临时宪法、两广政治、革命军等等问题谈了非常多的时间，三人的会谈一直整整持续了四个小时，比较大的分歧是军事武装和政府都要效忠皇帝的问题，宋教仁和孙逸仙都提出了非常多的反制前提条件，在临时宪法的有效期上，双方的争议也很大。
孙逸仙还有一个新想法，那就巡防军直接完全归属各省管辖，而不受皇帝的控制。
宋彪很有耐心的就坐在这里和他们逐一批驳，将他们的意见就驳回去，帝国的国会将在四月份正式召开，而临时宪法实际上已经起草完毕，就等国会正式通过。
宋教仁、孙逸仙都已经看过临时宪法的草案，他们的意见肯定非常多，小的问题上，宋彪不做交涉，这不是他的工作，但在大的问题上，他必须一条条的反驳，确保这份宪法的通过。
双方谈了一个下午，大的分歧就逐渐没有了，不是说没有，而是宋教仁和孙逸仙也没有办法去反驳宋彪。
国家现在就是如此危急的情况，宋彪绝对不能失去对国家的控制力，一旦大权都被限制了，还有一堆扯他后腿的限制，最终只会是国破家亡。
在这一点上，他和袁世凯是截然不同的。
比起北洋政府之时的袁世凯，宋彪手中的实力要厉害很多，同盟会则弱小很多，根本不可能真正有效的牵制住他。
此后的几天里，孙逸仙就在宋教仁的陪同下，继续和内阁政府的其他大臣见面会谈，特别是和主要负责起草临时宪法的王宠惠等人见面后，双方又进一步的交涉了很多条款。
直到1911年的1月2日，宋彪才和孙逸仙就《中华帝国第一临时宪法》达成了基本的一致共识，双方也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份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共同宣言，提出全政统一、复兴中华民族、建设现代宪政国家和保障民权民生四大口号。
虽然两人同时签署的共同宣言，但在发表这份宣言之后，中国注定将彻底进入“宋震旦”的时代，一切真正的权力和声望都将落入宋彪的手中。
签署宣言之后，孙逸仙辞去了同盟会理事长的职务，由宋教仁担任理事长，将整个同盟会都改组为中国民主党，以推行中国民主自由革命为新的政治目标，总体上还是比较晚的转型，包括共进会、万国青年会等主要分支组织，此时都已经加入光复会。
在第一届国会的席位中，光复会至少占据一半的位置，而光复会盟方的维新进步会、新政强国会、立宪会同样占据着较多的席位，这种情况对后加入的中国民主党是不利的。
就在这种政治的较量中，光复革命最终超越共和革命成为这个时代的胜利者，在思想、理论、政策上日渐得到了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乡绅名流、政客和各种地方势力的认同，成为中国强国思想的主流。
历经颠簸，历史的洪流终于被改道，彻底带领中国走向了另外一个强人政治的方向。
在国人志士一起高呼光复革命万岁之时，高呼皇帝万岁之时，高呼中华民族万岁之时，一水之隔的日本再也按耐不住它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当内战日渐走向尾声，当中国人准备积极的投入到新帝国的再建之时，一场真正的战争终于到来了。
幸运的，或者说不幸的是宋彪比日本更早意识到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东北军的很多将领，光复会的很多同仁都怀疑宋彪为什么要在推翻满清这件事上积蓄这么久，哪里用得着如此大费周章，事实现在就将证明，和日本这种畜生民族做邻居，永远都要做好和这帮畜生开战的准备。
永远要做好，每时每刻都要做好，一刻疏忽就能导致整个国家百年之悲剧。
来吧，真正的战争！
中国人爱好和平，但永不害怕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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