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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堂之中,清流有不少,但君子并不多。
许多人会把“清流”与“君子”二者搞混,但实际上则是截然不同,清流之中确实有少数君子,但并不是所有清流都是君子,也不是所有君子都是清流。
正所谓“君子群而不党”,但那些清流官员又有几人没有结党?
仅是这一点,就能看出清流与君子的性质不同。
而且,清流与贪官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皆是追求名利二字,只不过清流们更在意“名”、贪官们更在乎“利”罢了。
而真正的君子,则是只看重“道义”与“公理”!
与此同时,君子们总是受到太多条条框框的约束,也经常会遇到不择手段的小人打压,所以他们在庙堂之中的地位,自然是普遍不高。
毕竟,官场就是一个充满算计、利益大于道德的地方,并不适合君子生存。
但君子们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他们就是官场的良心、底线、以及公信力,可谓是不可或缺。
对于这些君子,朱和坚、赵俊臣、德庆皇帝所使用的驾驭手段各有不同。
朱和坚乃是“投其所好”,就是把自己也扮作君子们的同类,降低君子们的心中戒备、争取君子们的认同与支持;
赵俊臣则是“利益结合”,也就是把君子们的志向融合到自己的某项计划之中,让君子们心甘情愿的为自己的计划出一份力;
而德庆皇帝,却是“道德绑架”,也就是利用君子们最在乎的“道义”二字,胁迫君子们为自己做事。
这三种手段之中,看似是赵俊臣的手段最为高明,但从实际效果而言,却是德庆皇帝的手段最为有效,而且也不必付出任何代价。
德庆皇帝此时所提到的张伯道,乃是刑部尚张伯崇的亲弟,但他并非是“周党”一员,一向是态度中立、不偏不倚。
与杨洵一样,张伯道也是一位大儒、也是一位君子,目前也同样是辞官致仕、赋闲在家。
而且,张伯道的辞官缘由,还要更加“令人敬佩”。
简而言之,张伯道担任浙江提督学道期间,浙江境内发生了一件“弑父案”。
当时的浙江嘉兴境内,有一名性情暴虐的醉汉,每次醉酒之后都要虐待妻儿,有一次他眼看着就要把妻儿二人活活打死,他的儿子终于是忍无可忍、出手反击,竟是失手打死了醉汉。
最开始,因为该名醉汉在嘉兴境内名声极差,他的儿子却是一位风评极佳的秀才,嘉兴官府审理案件之后,认为醉汉儿子的反击举动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与母亲,乃是情有可原,所以就只是夺去了他的功名、流放三百里。
然而,张伯道听说此事之后,竟是受到了极大刺激,完全无法认可嘉兴官府的审判结果,认为醉汉儿子乃是犯了恶逆之罪,必须要罪加一等、严惩不贷!
按照张伯道的说法,作为一名儿子,若是受到父亲虐待就应该良言相劝,若是无法劝说就应该忍气吞声,若是无法忍耐就应该逃走躲避,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出手反击。
最终,在张伯道的极力主张之下,醉汉儿子被判了死刑,醉汉妻子也受了杖刑。
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张伯道却依然是不依不饶。
首先,张伯道挟以大义,强迫嘉兴府拆掉了一半城墙,以示本地百姓“无脸见人”之意;
随后,张伯道又弹劾了嘉兴知府,认为嘉兴知府治理无方、昏聩无能,造成了该地的道德败坏;
最后,张伯道则是主动辞官请罪,认为自己身为浙江提督学道,总揽浙江的教化与学务,结果治下竟是发生了秀才弑父之事,所以他本人也有严重失职失察的过失。
因为这件事情,张伯道赢得了儒家各方的诸多赞誉,很快就名扬天下。
按照这个时代的标准,张伯道的这般做法可谓是“知行合一”,既是严于律人,也是严于律己,同样可以称之为“君子”。
但通过这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张伯道与杨洵的理念冲突,可谓是天差地远、截然不同。
所以,杨洵听到德庆皇帝要任命张伯道为大理寺卿之后,顿时是大吃一惊、反应激烈,忍不住当场反驳。
德庆皇帝则是笑容不变,缓缓道:“朕也知道,你与张伯道的理念不同,对于你们这些当世大儒而言,一旦是发生了理念冲突,就必然是势不两立,把对方视若仇寇,但朕也有朕的考虑……
朕认为,下一任的大理寺卿,不仅要态度中立、立场公正,也必须要有作为、敢担当,最好还是德才兼备、足以服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