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云和前期刚刚进入酒店的宴会厅，里面几乎所有人的目光就落在俩人的身上，很多人已经齐身主动上前招呼了。
这几年来，天音集团一直是深圳民营企业老大，这几年的发展更是进一步巩固了在深圳商界的地位，而且这其中也发生了一些特别的变化。
早在六七年前段云刚来深圳没多久的时候，那个时候深圳的民营企业还很少，全部的民营企业加起来甚至还不到全部企业的3，国营企业占据了百分之九十七左右，而且从规模上来说，民营企业不是小作坊就干脆是皮包公司，很多人就是靠着卖公或者从香港走私产品赚钱的，民营的实体产业几乎少之又少，大部分都只能靠三来一补的加工生意维持生计。
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就搞电子产品生产的天音公司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另类，很多人当初并不看好这样的公司，然而后面的发展却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到了80年代末的时候，天音集团已经成为深圳最大的纳税企业，生意越做越大，到现如今更是成为了深圳电子业的半壁江山，甚至包括旗下的许多控股企业都已经成为了全国知名企业，去年的纳税总额更是占到了深圳全年税收的20，这绝对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奇迹。
另外这两年开始，深圳企业的格局也发生了大的变化，原本只是少数派的民营企业使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目前深圳注册的民营企业甚至已经超过了国营企业，而且在规模和技术方面，也完全不逊色于国营企业，当初非常弱势的民营企业在此消彼长的发展中，逐渐做大做强，并且占据了主流的位置。
而段云身为深圳中小企业商会的副会长，同时附庸在天音集团的其他民营企业众多，所以段云的地位自然也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光是民营企业的老大，现在的很多国营企业，也都需要看天音集团的脸色过日子了。
所以这一次段云刚到会场，很多民营企业的老板，包括国企的老总也都纷纷上前招呼，主动向段云示好，以至于段云还没有来到自己所在的餐桌前，就已经被里三圈外三圈都围了起来。
至于他的妻子程清妍，也同样是众人瞩目的焦点，程清妍可以说是现在深圳的“地产女王”，她一手策划了深圳多个高端楼盘项目，并且已经开始在华强北商业街布局，多个黄金地段的商铺接连被她收购，在深圳的总投资已经破10亿。
所以这一刻围在段云身边的都是一些企业家，而主动上前和程清妍打招呼问好的都是一些地产商，虽然从软实力上来说，很多深圳的地产商都有国企背景，然而他们在资金上无法和天音房地产公司匹配，所以在开发某些地产项目的时候，还必须让出一部分蛋糕给程清妍的地产公司，以分担其资金上的压力。
好不容易摆脱了前来示好的众人，段云刚刚坐在自己的餐桌前，旁边的一名50多岁的男子立刻向他伸出的手。
“您是？”眼见这位男子有些陌生，但却能和自己同坐最前排的一张桌子上，这让段云有些惊讶。
因为他知道，每年的年会桌位排序都是有讲究的，而这张桌子正处于整个会场的“ 位”，一般的企业主根本没资格做这张桌子。
而且从此人的气质和打扮上来看，和他之前接触的那些商人完全不同，显得非常精明干练。
“久闻段总的大名，我叫王殿甫，今年刚调到赛格集团，接任已经退休了的马总的位置……”这位50多岁的老者说道。
“赛格集团？接任马总的位置？”段云闻言愣了一下，然后连声问道：“那王先生您现在就是赛格集团的董事长？”
“是的，我也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刚接到调令，到现在也是刚来深圳不到一个月。”王殿甫面带微笑着说道。
“失敬失敬！”段云连忙恭敬的说了一声，然后示意对方坐下。
很快，通过交谈，段云发现这个王殿甫确实不是一般人。
1961年至199年，王殿甫担任国务院下属电子工业部高级管理人员曾任四机部电子工业部工程师、处长、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
199年12月至1991年，王殿甫出任北京广播器材厂厂长，高级工程师，该厂为中国最大广播器材厂。
1991年至1992年12月，王殿甫升任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e总经济师，电子系统工程局局长，e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公司，拥有资产约超过人民币500亿元。
这次来深圳担任赛格集团董事长，王殿甫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中。
去年年底，当赛格陷入僵局，困难重重时，一纸调令，将这位电子行家从北京调到深圳，出任赛格公司董事长。
到了1992年底，赛格集团四面楚歌。
净资产负16亿元，负债率高达90％，银企关系紧张。8家大银行相继宣布停止对赛格贷款。
应该说，赛格集团如今面临的困境还是与其体制化的管理模式，不无关系的，虽然当初马福元雄心壮志，对赛格集团进行了数次改革，并且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壮举，一路让赛格集团成为深圳最大的电子企业。
但是由于规模太大，机构臃肿，下属企业不求上进，缺乏创新的精神和勇气，所以导致这两年赛格集团下属企业开始接连亏损，并且极大的影响到了集团公司的整体发展，走到现如今的这一步，可以说是极重难返的结果。
面对企业困境，电子部、深圳市决定改组赛格领导班子，给赛格一次机会。
他们这次派来的王殿甫可以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在他担任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e总经济师，电子系统工程局局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成绩斐然，仅仅两年时间，e拥有的资产就从人民币300亿元变成了人民币500亿元，可谓是国企改革的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