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刘恒的儿子刘启是太子，他的母亲窦氏一直在为自己的儿子太子之位考虑。
因为，那个邓通和那个刘启不对盘，那个淮南王的儿子也被自己的儿子刘启所杀。
其实，那个刘启的脾气是很暴躁的，仅仅因为下棋就要杀死那个淮南王的嫡系王子，加上那个刘启和淮南王以及吴国国王的关系不和睦，所以他们想要开战。
汉景帝采用晁错的《削藩策》，先后下诏削夺楚、赵等诸侯国的封地。这时吴王刘濞就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刘姓宗室诸侯王，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由于梁国的坚守和汉将周亚夫所率汉军的进击，叛乱在三个月内被平定。
七国之乱是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专制皇权之间矛盾的爆发。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西汉诸侯王势力的威胁。
诸侯国疆域广大，人口众多并位于经济发达地区，且拥有强大的武装，由诸侯王随意调遣。诸侯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在封国内独揽大权。这些异姓诸王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此外，还自行征收赋税、铸造钱币，成为实际上的独立王国，最终成为中央集权的最大障碍。
于是刘邦采取断然手段，消灭了异姓诸王。可是在消灭了异姓诸王后，汉高祖无力直接控制全国；同时，他在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时，认为秦亡的原因是没有分封同姓子弟为王。因此，他在异姓诸王的旧土上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史称“同姓九王”，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汉初的同姓诸侯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但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所以这时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国的矛盾并不突出。
汉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非刘姓不王“的誓约，立诸吕为王。吕后对于受封为王的汉高祖诸子，控制很严。齐王刘肥是汉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对他早有猜疑。刘肥主动调整同吕后的关系，才得以相安无事。
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吕后死后，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齐王刘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暗约其兄齐哀王刘襄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刘襄继承帝位。刘襄应约起兵，杀死了反对他起兵的齐相召平，诈夺琅琊王刘泽兵，兼并琅琊国以壮大实力，又进攻故济南郡（时为济川国）。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屯兵于荥阳防备，待机共伐诸吕。此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为防止类似外戚事件发生，立代王刘恒为帝，即汉帝。刘襄失去起兵的口实，在朝廷的安抚下只好退兵。
汉帝以汉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而汉初所封诸侯王，已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汉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因而一再发生叛乱。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为帝的打算，所以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刘章不久死去。
济北王刘兴居于帝三年（前1年）乘帝亲自击匈奴之机，起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被除。帝六年（前1年），淮南王刘长谋反，事发被贬至蜀地，死于道中。这些事件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正在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
汉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是使列侯前往封地，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是封诸皇子为王，皇子刘武是汉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刘揖死后徒封梁王。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是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大国析为几个小国，例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刘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刘肥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次兄刘仲之子，在淮南王英布叛乱之时，汉高祖亲征平叛。刘濞当时年仅二十，以骑将的身份跟随刘邦在蕲县之西一举击破英布的军队。英布逃亡被杀。当时荆王刘贾被英布所杀，没有继承人。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猛壮的藩王难以统治，而此时刘邦自己的儿子还都年幼，承担不起这个重任，于是就立刘濞为吴王，统辖三郡五十三城。
在汉惠帝、吕太后时期，天下初定，郡国的诸侯各自安抚辖区内的老百姓。吴地豫章郡产铜，这吴王刘濞利用手握资源，招致天下众多的亡命之徒，盗铸铜钱。同时，吴地滨海地区产盐，吴王又煮海水为盐，贩卖到全国各地，获利颇丰。吴国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实力和资本日渐强大，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
汉帝时，吴王太子刘贤入朝，由此得以陪伴皇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饮酒玩乐。吴太子在和皇太子玩博戏的时候，吴太子在棋桌上争胜，态度不恭，太子刘启愤而拿起棋盘重砸吴太子头颅，当场将他砸死。
儿子被太子刘启误杀后，吴王从此不遵守诸侯对天子的礼节，称病不朝。朝廷以为他是因为失去儿子的缘故，但经过查实，确证吴王并没有什么病，就拘押了吴国使者。吴王惶恐不安，开始起了反叛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