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光三年十一月中旬，北城郭重新恢复了平静。
郑得膏口中的赵使君没有来找麻烦，富昌社也未再越过清明河，公孙敬之等人也都陆续露面了。
更为重要的是，那些逐利的行商旅客没有被那日在河边的冲突吓跑，仍然熙熙攘攘，赚着铜钱。
每日一早，清明乡各里的闾门一打开，等在门外的行商就会一拥而入，争前恐后地抢个好位置。
于是，绝大部分万永社的子弟都以为前几日的风波就此结束了，市租可以照收，这钱可以照赚。
但是，六房四市等头目都知道，这场动荡甚至还未开始，又怎么敢说已经结束呢？
尤其是樊千秋，他更为明确地知道，这几日的平静安宁，是富昌社的陈安君送的。
这颇有手腕的女人，这几日应该正按照二人在柳树下的约定，在长安城四处奔走。
陈安君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服南皮侯窦良见一见樊千秋，双方“平等”地摆一摆。
此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
一是因为樊千秋的地位实在太低，又是一张生面孔，南皮侯未必愿见他。
二是因为还会有窦桑林从中作梗，陈安君这便宜义女，哪比得儿子亲呢。
穿越而来的樊千秋知道可投机的风口在何处，但想要参与其中，甚至获利一把，还需要有敲门人来引路。
公孙敬之是他在长安县寺的敲门人，陈安君就是他在城南戚里的敲门人。
他们可以将樊千秋引到那赌桌旁，给他一个上桌下注、以小博大的机会。
等待的五六日时间里，樊千秋没有闲下来，他在社中布置了几件事情，为即将开始的大计划埋下些铺垫。
第一件事情，就是扩大了“同子弟”的招募范围。
原来，为了不引起周围乡里的忌惮，万永社只在清明北乡招募同子弟。
如今一场大战就在眼前，正是急需用人之际，就顾不了这细枝末节了。
樊千秋下令在乡里各处的要道都贴出了社约，不限户籍地招收同子弟。
每月只要缴纳2钱社费，并且愿意为万永社点卯充数的人，都可被登记为同子弟，享受相应礼遇。
一个月2钱，只要不是赤贫之家都能交得出来；至于点卯充数更无伤大雅，遇事跑得快些就罢了。
和微不足道的付出比起来，同子弟的待遇却非常实惠，极具诱惑力。
一是可按一份利从社中赀贷母钱，二是每日的设肆市租可减一成，三是受人欺辱时可到社中求助。
莫看只是简单的几十个字，对无依无靠的黔首而言，确是一种保障。
所以，这社约一贴出来，附近几个乡的黔首蜂拥而至，短短几日内，就招募到了四五百的同子弟。
第二件事，是立了一条称为“救儒令”的社规。
因为造纸术和印刷术还未在大汉出现，写在缣帛竹牍上的籍仍是奢侈品，也就限制了儒生数量。
但是，长安城作为大汉帝国的国都，儒生的数量仍然比其他城市多不少。
其中就有不少人因为醉心于读经解经，导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些儒生的家境自然很差。
这“救儒令”就是针对那些揭不开锅的儒生而设立的。
不管是有真才实学，还是只会解经读经，只要到社里证明自己是儒生，每月便可领300钱救儒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