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国王确实很懂得用人，他用中山国的那些人来对付赵国的人。
那些赵国的骑兵，对于中山国的灭亡是有责任的。
那些中山国的人，对于赵国的人是极其痛恨的，他们在抵抗赵国的侵略中，流了不少血。
虽然中山国的人被那些赵国人给灭亡了，可是那种仇恨，他们始终不曾化解，当那个赵国被秦国进攻的当儿，他们立刻帮助秦国的军队，对赵国人发起了进攻。
秦王对自己的将军说：“这些中山国的士兵，比我们秦国的士兵还要勇敢和卖命。”
战国时期，中山国在二百多年的峥嵘岁月之中，为燕赵的历史抒写了绚丽的篇章。中山国生于患难之中，被大国所欺而变强，为强国占领又复生，其不屈不挠、顽强自立的精神世所少见。在强国包围之中发展经济、壮大自己，几乎跻身强国之列，其经济和化之辉煌令人刮目相看。但是，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的0多年，就被赵国所灭，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中山国灭亡的深层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其小。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小国是可以利用强国之间的矛盾，争取时机，谋得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中山国一开始也正是这样落而后起、死而复生的。大约在公元前32年前后，中山成为赵的傀儡政权。然而中山人并没有屈服，于公元前1年乘赵地内乱，在顾（今定州市）重建独立政权。但为时不久，经过改革而强大的魏在先后击败齐楚并占领秦西河之地后，派乐羊、吴起于公元前06年灭掉中山。中山人不甘忍受亡国之辱，于公元前381年在齐国的支持下重新复国，迁都灵寿（今平山县三汲）。这次领导复国的桓公很有作为，几次打败赵国的进攻，疆土扩展至五百里，并修筑长城抵御外侵。从桓公开始，中山两代君主“身勤社稷”、“忧劳邦家”，自强自立，富国强兵。当时，列国以战车数量衡量国力，中山国被称为仅次于战国七强的“千乘之国”。这些史实足以证明，中山人具有强大的族凝聚力。如果以桓公时期的势头发展下去，中山国是足以以弱胜强、弱而后强的。列国之天时并非先灭中山。
中山国所占的地利，虽不比秦国“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野”，但倚太行之屏障，扼冀晋之咽喉，凭滹沱河（史称“小黄河”）之天堑，战守迁之便利优于赵国之邯郸而不亚于燕国之幽蓟。而且，石家庄和保定一带兼有太行山川和华北平原之利，发展农牧业生产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在石家庄地区及其以南一带，自殷商以来就是华夏族经营农业的地方，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的在平原浅山发展农牧业生产的经验。对此，中山人来到之后便兼收并包，并且注意学习、吸收中原地区的科学技术和思想化。更需要指出的是，中山国统治者已经认识到“赋敛平则庶民附”，注意减轻农民负担而调动其积极性。同时，中山国还注重发展交通，陆路大道可以南接邯郸，北通燕涿，东到齐国国都，西北可到代国。境内河流众多，水运可通齐国。商贸发达，粮食贸易规模可观。《
称中山人“仰机利而食”，商业活动已相当普遍。交通和商贸带来活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此外，制陶业、木制业、丝麻业等均为中山国的重要经济部门，手工业以“多美物”著称，酿酒业已有相当发展。铜器冶铸和铁器冶铸工艺进步，技术水平很高。中山王墓出土的长方形铸铁大盆，重达公斤，其铸件之大、用铁之多在国内发现的战国铁器中绝无仅有。在石家庄市区内市庄战国化遗址（今省化厅院内）出土的一批铁制工具，其中有的斧子是用高温液体还原法炼出的铁水浇铸的，有两件铁斧还经过淬火柔化处理。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较早使用退火柔化技术制造的铁质工具。更令世人惊叹的是精美绝伦的丝麻织品。在两座中山王墓出土的纺织品中，其纺织、刺绣工艺之精美，品种之丰富，在中国先秦遗址考古发掘史上首屈一指。刻立于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山守丘石碣，是中国碑碣化的开山鼻祖；在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错金铜版“兆域图”，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建筑平面设计图，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比例尺的建筑图。中山王墓出土的大批精美错金银青铜器及器物上镂刻工整的长篇铭，反映了中山化的华丽风韵。
一个区区小国，承受燕赵等四面包围的强大政治军事压力，边境战争不断，负担巨大的军费开支，在短短几十年之中，经济社会得到如此发展，技术获得如此进步，令人难以想像。这足以说明，即使是小国，只要坚韧自立，励精图治，是能够富国强兵、由弱变强的。
正如列国主要由于自身原因而被秦国所灭一样，中山国被赵国所灭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其自身，在于中山国统治者治国、治军、外交等多方面的失误，在于思想衰退和政治腐败。这里，最使人扼腕痛惜的，是这个本来生于忧患的小国，面临敌国虎视眈眈、随时入侵的危机，却丢掉了忧患意识。桓公复国之后主政近四十年，其继承者成王后期，不是韬光养晦，吸取教训，却忘乎所以，自我膨胀。公元前323年，魏、赵、韩、燕为了对抗秦、齐、楚三个大国，互相称王，同时为了离间中山国与齐国的关系，鼓动中山称王。中山成王头脑发昏，不顾齐国反对，非要称王不可。结果，图虚名而招实祸，失去了齐国这个比较可靠的支持者，使自己陷入孤立。到了中山王，简直骄横起来。公元前31年，忘记赵国在后，竟然趁齐国出兵干预燕国内乱之机，大举进攻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