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兄，若让富昌社的人来收清明北乡的市租，你觉得可收几何？”樊千秋问道。
“若按照他们那股狠劲儿，一年可收到百万钱上下……”贺忠说出这个数字，脸上表情复杂。
“大兄再将如何在乡里收市租的情况，与我说说，我好想想法子。”
贺忠听到这里，心里突然有些没有底：这樊千秋对征收市租之事似乎不甚了解，莫不是自己选错了人。
虽然心中犯嘀咕，但他还是将樊千秋想知道的事情详细说了出来。
乡里中，虽然没有像长安九市那样的官市，却有许多临时的里市和乡市。
乡市和里市有半固定的场所，但在其中买卖货品不需要市籍，也不需要额外手续。
按照大汉律法，行商只要不在一个地方开肆售卖商品超过十日，就不算违反汉律。
对这些行商征收的市租也分两种：固定的开肆市租和变动的交易市租。
不管是哪一种，都并不好收。
“小行商家小业小，看到我等去收开肆市租，拔腿就会跑，很难人人都征到。”
“大行商家大业大，不仅是偷奸耍滑，还会抗拒不交，我等拿他们也没办法。”
“至于交易市租，那就更难收齐了，只有巡市恰好碰到的时候，才能征收到。”
“这些行商不交市租，不怕被判去为司寇吗？”樊千秋想起这几日被逼税的经历，难不成旁人都不怕惩罚。
“虽然不交市租触犯了汉律，但乡里乡亲，我等不好用强，只能劝说。”
贺忠絮絮叨叨地诉了许多苦，说到底是税收制度不完善，给行商们钻了空子。
看来，贺忠的年纪大了，就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所以手腕子是越来越软了。
想靠“讲情义”收齐近百万的市租，无异于缘木求鱼，绝无好结果的。
樊千秋自然也同情那些家訾不多的小行商，但规矩就是规矩，不应有例外。
就像一辆摆在路上的马车，一旦有人在车边便溺而无人阻止，那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有人效仿。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第一个在车边便溺的人给打死，就再无人敢效仿了。
“大兄，还想冒昧问一句，社中子弟收市租的时候，可有胆敢揩油之人？”
“这……”贺忠面露难色。
“大兄直说无妨，我搞清楚其中关节，才能收好这市租。”樊千秋正色道。
“这自然是有的……”
“所以子弟们到底收了多少钱，社里是一概不知的，全凭子弟自请？”樊千秋问道。
“社中每月只给子弟发六百钱，毕竟还是太少了些，难以杜绝揩油。”贺忠也觉得有些难以启齿了。
“大兄，若较真的话，不交市租之人，我可处置到什么地步？”樊千秋盯着贺忠问道。
“只可押往长安县寺论处，但……”贺忠犹豫片刻接着说道，“若敢聚众反抗，形同群盗，打死毋论！”
樊千秋心中有底了，看来，没能收齐市租，果然是贺忠心慈手软了。
执法者如果过于软弱，那么受益的可不是黔首，而是那些大户豪猾。
樊千秋看明白了，想征到足够的市租，得有一套成制，还得靠一个狠字——不是恃强凌弱，是劫富济贫。
不狠不行，乱狠也不行。
合起来就是几个字——奉诏征税，狐假虎威！